4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抵达中国股票配资炒股论坛，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问。
随同李在明此访的还有一支更为抢眼的、由韩国最大民间经济团体大韩商工会议牵头组建的200多人的经济代表团，团员包括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SK集团会长崔泰源、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LG集团会长具光谟等。
5日上午，中韩商务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大韩商工会议所与中国贸促会共同主办。
首尔科学综合研究生院大学主任教授黄菲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是中韩贸易结构巨变下，韩国企业来华寻找新机遇、拓展新市场的必然选择。
韩国总统李在明（新华社资料图）
中韩经贸经历拐点
2019年12月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时也曾携带过经贸代表团，当时的规模约为100人左右。据韩国海关的数据，2019年中韩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2434.3亿美元。其中，韩国对中国出口1362亿美元；自中国进口1072.3亿美元，韩国与中国的贸易顺差289.7亿美元。
在2023年前韩国对华贸易均处于顺差地位，顺差额度一度在2013年达到628亿美元的峰值，此后便呈现下降态势。2024年，中韩双边进出口额为2729.1亿美元，虽增长2%，但贸易逆差连续第二年出现，规模较2023年的180亿美元缩减至68.3亿美元。2025年则见证连续第三年的贸易逆差。
7年来，中国依旧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中韩经贸的内涵却发生巨变。
在黄菲看来，韩国对华贸易顺差被打破，意味着中韩经贸关系经历了结构性拐点，“长期以来，中韩贸易以‘韩国提供高端中间品、中国负责加工制造并出口全球’为核心逻辑，韩国因此持续对华保持贸易顺差。然而，自2023年起，这一格局被打破，背后反映的并非周期性波动，而是中韩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深层次、长期性的变化。”
黄菲对第一财经解释道，随着中国在半导体、显示面板、化工材料及通用零部件等领域实现规模化替代，对韩国相关产品的进口依赖明显下降，“过去由技术差距所支撑的分工结构，正在被‘（中国）国产化+规模优势’逐步改变。”
其次，黄菲认为，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也削弱了韩国的“搭便车效应”。比如，中国对欧美市场的加工型出口占比下降，出口重心更多转向东南亚及南方国家，使韩国作为关键零部件供应国的角色相对弱化。“中韩之间原本高度耦合的外向型产业链开始松动。”她说道。
此外，黄菲还告诉记者，韩国出口结构本身高度集中，抗冲击能力有限，“对华出口长期依赖半导体、显示器和化工产品，一旦这些产业同时面临周期下行、技术替代与地缘政治压力，贸易逆转便集中显现。”
至于中韩贸易结构是否是永久性改变，黄菲认为，未来（中韩贸易）不太可能回到昔日垂直分工的模式，而将更多转向“有限竞争、功能互补”的新格局。“新能源与绿色技术、老龄化相关产业、数字服务贸易以及部分高端制造领域，可能成为新的合作增长点。”她说，“这些领域的共同特征是需求对称性强，有望成为中韩经贸关系的‘稳定器’。”
“风险管理型外交”？
黄菲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李在明此次访华并不在于短期内改善贸易数据，而在于为中韩关系设定一个更加可控、可预期的运行框架，“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此访更像是一场‘风险管理型外交’，是否能为中韩关系建立起一个‘可竞争、可合作、可预期’的新常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韩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此访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据报道，4日抵达北京后，李在明与在华韩国侨民会面时表示，韩中关系的全面恢复是本届政府最重大的外交成就之一，“此次访问将成为规划未来30年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他还提到了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基于两国的比较优势，未来在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银发经济和许多其他领域，仍然存在着无限的合作机会。”
黄菲认为，当前中韩经贸关系面临的最大风险，并非竞争本身，而是因误判或政策突变导致的非理性脱钩，“因此，通过高层沟通，明确双方在半导体、新能源、核心材料等敏感领域的政策底线，有助于为企业提供最低限度的稳定预期，防止投资与供应链决策陷入长期观望。”
“李在明此行的重要价值在于规则沟通。”黄菲说道，“中韩之间在产业安全、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方面有显著不同，但通过制度化沟通机制，将‘不可谈的问题’转化为‘可管理的分歧’，本身就是一种政策进步，有助于降低突发性政策冲击的概率。”
在黄菲看来，李在明此访更积极的意义在于展示韩国对自身战略角色的再定位，“若能在安全同盟与经济合作之间形成更清晰、稳定的叙事，韩国将有机会继续扮演技术桥梁和规则接口的角色股票配资炒股论坛，而非被动承受大国博弈的外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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